联合国人口基金《2025年世界人口状况》｜不断变化的世界中追求生育自主权

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最新发布的《2025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以“真正的生育危机：在变动世界中追求生殖自主权”为题，以下为报告的内容概述。

长期以来，无论是西方世界对“人口崩溃”导致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的恐慌，还是某些发展中国家对“人口爆炸”引发资源枯竭、贫困加剧的担忧，人口议题始终围绕着国家或全球层面的数量指标展开。然而，报告明确指出，这种宏大叙事往往掩盖了最根本的现实：个体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结果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

“真正的生育危机”，在报告看来，并非简单的出生率高低，而是个体生殖自主权（reproductive agency）的危机——即个人能否自由、知情、不受限制地做出关于性、避孕、是否生育、何时生育、与谁生育等人生最亲密且具决定性意义的决策。

为支撑这一论点，报告援引了UNFPA与YouGov合作，在14个国家（其人口总和超过全球三分之一）进行的深度调查数据。结果是：无论国家整体生育率是高是低，绝大多数受访者（包括男性和女性）都未能实现其理想的生育愿望。

具体表现为两种普遍现象：“超额生育”（overachieved fertility），即拥有超出理想数量的孩子，往往是意外怀孕或外部压力所致；以及“未达生育”（underachieved fertility），即拥有的孩子少于理想数量，多因阻碍而放弃。数据显示，

• • 约18%的育龄成年人认为自己无法拥有理想数量的孩子，其中11%预计少生，7%预计多生。
• • 在50岁以上群体中，有31%少生，12%多生。
• • 其中，近13%的受访者同时经历过意外怀孕和生育障碍。

报告深入分析了阻碍个体实现生育意愿的深层结构性因素。这些因素犹如一张复杂而密集的罗网，将个体困于其中，使其难以自主规划人生。

经济因素是导致个体生育意愿未实现的最主要障碍。

• • 高达39%的受访者将经济限制列为影响其理想家庭规模的关键因素，其次是失业或工作不稳定（21%）和高昂的住房成本或空间限制（19%）。

这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带来不确定性、生活成本持续上升的背景下，抚养子女的巨大经济压力已成为普遍性的痛点。教育成本、医疗开销、日常消费，以及面对未来经济波动的脆弱感，共同构筑了生育意愿的“经济高墙”。这种经济不确定性，在报告看来，是导致许多人放弃或推迟生育计划的核心。

约24%的受访者提及健康问题，包括受孕困难、生育或怀孕相关医疗服务的可及性障碍以及普遍健康状况不佳。全球约六分之一的人口在一生中会经历不孕不育，但报告批判性指出，针对这一群体的医疗支持（如辅助生殖技术）仍严重不足且成本高昂，尤其在低收入国家。即便是体外受精（IVF）等技术，也因其昂贵和成功率随年龄下降而难以成为普适的解决方案。不孕不育不仅带来身体上的痛苦，更在许多社会中引发了严重的社会污名和心理困扰，尤其对女性而言。这种“生而不得”的痛苦，是生殖自主权危机中一个常常被忽视的面向。

近五分之一的受访者（19%）表示，对未来的担忧，如气候变化、战争、环境恶化和流行病，已导致或可能导致他们减少生育。这一发现表明，当个体对宏观环境感到无力与悲观时，他们会本能地选择减少对未来的“投资”，包括生育子女。这种“生态焦虑”和“政治焦虑”直接转化为个体层面的生育决策，远非简单的经济激励所能扭转。

伴侣关系的质量和内部的性别分工，对生育意愿的实现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14%的受访者表示缺乏合适的伴侣是生育障碍，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超过10%的受访者指出，伴侣在家务和育儿方面参与不足是导致他们少生或放弃生育的原因。报告强调，女性（13%）比男性（8%）更可能将不平等的家务分工视为生育障碍。这揭示了尽管女性在公共领域（教育、工作）的地位有所提升，但在私人领域（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依然普遍存在，女性仍承担着“双重负担”，这极大地限制了她们的生殖自由。

报告在于其对过去几十年间各国政府所采取的旨在干预生育率的宏观政策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审视。它以大量实证案例论证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绝大多数旨在干预生育率的政策都未能奏效，有些甚至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这种政策失灵的根源在于，它们往往将个体视为可以被“工程化”的人口变量，而非拥有独立意愿和权利的自主主体。

报告回顾了20世纪中后期，在全球“人口炸弹”恐慌下，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强制性人口控制措施。这些政策，如强制绝育和强制堕胎，虽然短期内可能导致出生率急剧下降，但其长期有效性存疑，并且往往伴随着严重的人权侵犯。

• • 1966年，罗马尼亚出台严苛的堕胎和避孕禁令，导致总和生育率在一年内从1.87飙升至3.59。然而，这种“生育繁荣”昙花一现，到1970年，生育率已降至3以下，且该国从未达到其3000万的人口目标。然而，该政策造成了大量不安全堕胎引发的孕产妇死亡（高达欧洲最高，87%归因于此）和被遗弃儿童。经济上，这一时期出生的儿童在教育和劳动力市场表现亦不尽如人意。当禁令在1989年解除时，生育率立即再次大幅下降。这残酷地证明了强制性政策的非人道性和无效性。

报告观察到一个普遍现象：许多国家在短时间内（甚至几十年内）在“鼓励生育”和“限制生育”之间摇摆。例如，中国、日本、韩国、泰国和土耳其在1986年曾寻求降低生育率，但到2015年均转变为提高生育率的政策。然而，这些国家目前的生育率大多仍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这种政策立场，损害了民众对政府在生育问题上的长期承诺和可信度，使人们对自身生殖自由的稳定性产生担忧。

报告指出，即使是旨在提高生育率的“促进声音”政策，也常常因其片面性、短期性或对个体意愿的忽视而效果不佳，甚至产生反作用。
* “婴儿奖金”的局限：一次性的“婴儿奖金”等财政激励，可能只会导致父母提前生育时间，而非增加总生育数量，因为他们预期援助会消失。这种“抢生”效应，并未真正解决个体长期生育意愿的实现问题。
* 宣传活动的失焦：意大利“生育日”的宣传语“美貌不分年龄，生育有时限”，被批为政府脱离实际，未能理解民众对体面工作等基本生活保障的需求。韩国的“生育地图”更是直接羞辱了不愿或无法生育的个体，反而激发了“4B运动”（不约会、不性交、不结婚、不生育）等反抗，凸显了政府过度干预的负面效应。
* 对性别平等的冲击：报告尖锐批判了将性别平等视为提高生育率的工具，甚至主张通过限制女性权利（如教育机会）来刺激生育的论调。这种论调不仅严重侵犯人权，而且缺乏实证支持。报告强调，例如，伊朗“年轻人口和家庭保护法”禁止免费分发或补贴避孕用品，并增加结婚贷款以降低结婚年龄，试图通过压制女性自主权来达到生育目的。这种思维下的政策，不仅违背人权，也加剧了性别不平等，从而进一步损害了整体社会的福祉。

面对政策失灵和个体困境，报告提出了一套以生殖自主权为核心的、全面的、赋能型的政策框架。这一框架的核心理念是：国家和政策的角色，应从“人口工程师”转变为“生殖赋能者”，即构建一个让个体能够真正自由、知情、安全地实现其生育意愿的社会环境。

高质量、全面的性与生殖健康服务是生殖自主权的基础。报告呼吁将这些服务（包括家庭计划咨询、孕产妇护理、安全分娩服务、合法范围内的安全堕胎护理、产后和新生儿护理，以及不孕不育的预防和治疗）整合到社区卫生系统，并确保其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关键在于，这些服务必须无歧视地向所有人开放，无论其民族、移民身份、性别或性取向。

报告强调，学校应提供全面的性教育，并融入全生命周期的视角，包括非歧视性的生育意识信息。这有助于青少年了解生育能力的变化、生活方式的影响，以及避孕方法的局限性。在错误信息泛滥的数字时代，准确、公正的生殖健康信息对于赋能个体做出明智选择至关重要。

解决经济负担是实现生育意愿的关键。报告建议：

• • 高质量、可负担的儿童保育：这可以通过政府补贴、对家庭照护者的支持或社区合作模式实现。报告尤其赞扬了瑞典等国允许祖父母享受带薪育儿假的创新政策，这减轻了年轻父母的育儿负担，并促进了家庭内部的支持网络。
• • 更公平的家庭假期政策：鼓励或强制男性休育儿假，以促进伴侣间育儿责任的公平分担。研究表明，这能显著提高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和男性的育儿投入。同时，将工作与生活平衡政策扩展到所有员工，无论其是否为父母，有助于消除职场对育儿的歧视，并为未来的父母提供信心。

• • 消除经济不确定性：通过劳动力市场改革、调整养老金和社会保障系统，并增加女性和青年获得体面工作的机会，来缓解经济压力。报告指出，提高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可能是提振经济增长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报告强调，必须纠正将生育率下降归咎于女性，或将女性视为生育工具的错误观念。

• • 促进男性在育儿中的参与：报告指出，许多男性渴望更多地参与育儿，但社会期望和职场文化往往阻碍他们。政策应鼓励男性从小培养照护技能，并支持他们在家庭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 • 承认家庭结构多样性：政策制定应超越传统核心家庭的狭隘定义，认可并支持单亲家庭、LGBTQIA+家庭、残疾人家庭和隔代同住家庭等多种家庭结构。这些家庭同样需要支持，并且可能面临独特的脆弱性。
• • 对抗性别歧视和暴力：报告呼吁终结基于性别的暴力，因为这严重侵蚀了女性的生殖自主权，并导致大量意外怀孕。此外，职场中的性别歧视也应被杜绝，以确保女性在职业发展和家庭责任之间能够自由选择。

生育，不是国家机器运转的齿轮，而是人类生命自由意志的体现。 这份报告的核心：它提醒我们，真正的繁荣和可持续性，源于对个体权利和福祉的尊重与保障。然而，实现这一愿景并非坦途，它要求我们不仅在理念上革新，更要在实践中面对复杂的现实，平衡个体自由与集体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