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晚，2025大湾区（广东）非遗品牌活动在广州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举行。

活动现场，大湾区（广东）非遗保护实践创新案例正式发布，从中可一窥非遗与科技、文旅、时尚等多领域的深度融合创新。

其中，《YY直播赋能非遗传承“新引擎”》案例创新推出文旅非遗系列IP，以直播+AIGC模式，助力广彩、粤剧、醉龙等非遗的传播而得以入选。

就在前一天的8月1日，《逆水寒》手游联动普宁英歌正式上线，英歌舞中的标志性的动作被1:1复刻到游戏角色身上。“中华战舞”与数字科技碰撞，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传承。

此类跨界融合案例的大量涌现，凸现了广东作为全国非遗资源大省和数字科技产业高地的重要地位。

近年来，广东非遗数字化保护凝聚起一个核心突破点，即充分发挥社会力量，探索“非遗+科技”的有效路径，实现文化基因的深度解码与创新表达。

数字技术在非遗领域的运用持续升级，不只是最初的数字化采集存档，到近年来已呈现交互式体验产品勃发的局面，如今更迈向智能化创新再造的新阶段。

从数字存档到交互展陈

非遗是一种无形且活态的文化资源，天然依赖于有形化、音视频化载体实现保存记录。我国四级非遗名录体系下共有10余项非遗项目，这些非遗项目的活态存续是非遗保护的首要目的。通过扫描、摄影、转录、摄像等数字化手段进行采集和著录，有利于文化资源的留存、传承实践的恢复、人类记忆的延续。

早在2023年，文化和旅游部就发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数字资源采集和著录》系列行业标准，是我国非遗领域的首个行业标准，规范和指导了非遗数字化保护工作。

从规范非遗档案方面来说，广东走在全国前列。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2021年印发的《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规范（试行）》和《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档案工作操作指引（试行）》中，要求全省各地开展非遗档案建设工作，其中就包括非遗的数字化记录工作。

非遗的数字化采集与记录只是第一步。如今，借助数字化展示、游戏化体验等手段，非遗进一步扩大了传播范围，以更鲜活的姿态融入现代生活，走进百姓心间。

近日，国内首档二次元IP与非遗融合的跨界综艺《IP中国行》上线。节目中，超人气IP猪猪侠带领千万观众沉浸式打卡汕头非遗瑰宝与地道美食，生动演绎了经典动漫IP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融合的传播潜力。

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非遗数字化运用也大有可为。广州市文化馆近期正式开放VR大空间“望远镜”，观众可通过VR作品《大宋风华录·满江红》穿越到南宋，体验做糖画、喷火等技艺。

在广州市文化馆中心阁的常设展览《花城百花开——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中，一块超大电子屏《岁时节庆轴图》，能让游客化身电子小人进入画卷中，参与行花街、游神赛会、扒龙舟、舞火龙等民俗。越秀区文化馆还将广府庙会搬进了“元宇宙”，为市民游客提供线上赏非遗、玩游戏、逛展览、看展演，线下虚拟合影等新体验。

如今，非遗保护机构、传承人与科技企业携手，让展厅里的非遗项目“动”起来，不仅提升了展览的体验性、互动性和趣味性，也让非遗从“遗产”转化为群众可体验的“日常生活”。

AI正在重塑非遗创作逻辑

2025年是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加速落地的一年，人工智能的介入正彻底重构非遗作品的创作逻辑。

2025年4月，首个英歌舞AI数字体验馆落地汕头。游客通过AI数字人生成系统，3秒即可DIY身着英歌服饰、执槌擎旗的专属数字人形象。

佛山禅城区文化馆“非遗+AI”艺术实验室的案例更具启发性。青少年在剪纸传承人的指导下完成传统纹样剪裁后，利用AI工具将静态图案转化为动态剪纸动画：蝴蝶翩翩起舞、小鸟展翅飞翔、鱼儿欢快畅游……

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则在2024年开馆时就引入了“AI讲古人”交互设计，能通过多模态摄像头捕捉观众提问，借助大语言模型与观众对话，实时解析非遗知识。

纵观广东的非遗数字化实践，人工智能、AR、VR等数字技术均能为传统非遗的当代表达提供新方案、新路径。但要实现非遗数字化，也并非毫无隐忧，例如使用数字化设备的日常运维需要持续投入大量经费进行系统升级、优化迭代，专业技术人员的短缺也制约着设备的有效使用。

此外，数字技术的大量介入，可能导致传承人群的主体地位缺失，还可能带来相关知识产权的争议问题。这些困局还亟需建立长效保障机制和相关法律法规来破解。

【专访】

杨 红（中国传媒大学非遗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传媒大学非遗传播研究中心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课题支持下，开展了人工智能背景下非遗保护的机遇与风险专题研究，并于近期完成了阶段性成果——《非遗+AI：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应用方向及案例》。

就此，记者专访了中国传媒大学非遗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杨红，就非遗数字化的发展趋势、存在问题及应对策略进行了深入探讨。

“非遗数字化”的提法已持续多年，如今的情况是怎样的？

杨红：非遗数字化经历了数字化保存记录、数字化传播，到如今的非遗数字化转化应用三个阶段。我之前提过“非遗的数字化生存”概念，可以理解为在第三阶段，非遗资源可转化为互联网经济中的新型业态：传承人在线上获得的收益可以反哺线下传承，而线上聚集的兴趣人群又能转化为线下非遗传承的支持者。

如今，不少传承人已经熟练运用新技术，不仅会直播教学，还能多角度拍摄、剪辑重点步骤，让学员可以反复观看关键要领，实现了跨区域的用户连接和技艺传播。很多学员在网上学习后，会利用假期专程去老师的工作室深造。这种“线上入门+线下精进”的模式，既扩大了传承范围，又为传统的非遗工作室带来新客流，形成良性循环。

但新兴业态也是把“双刃剑”。如果过度依赖线上收益而完全放弃线下传承，就会违背非遗保护的初衷。

无论是传统的实践还是创新的收益方式，最终都应当反哺到非遗的活态传承中，这才是根本目的。打个比方，传统的表演艺术原本是人们在特定场景中通过实体表演来谋生，现在则发展出线上表演、数字人分身、虚拟演出等新型收益方式。

真正的良性循环应该是通过数字化手段获得的经济收益，能够支撑传承人更专注地投入技艺研习。数字化成为传承的助力而非替代，经济效益服务于文化传承，这才是“科技赋能非遗”应有的发展方向。

现在已开发的“非遗+科技”产品对非遗项目的传播效果究竟如何？愿意为这类产品买单的受众多吗？

杨红：成功的数字化产品往往是将非遗作为关键元素。仅仅一场“非遗表演”不足以吸引用户付费，真正受欢迎的是那些融合了时空穿越、视觉奇观和深度叙事的沉浸式体验。比如在VR体验中，非遗可以成为场景、角色或情节亮点，但它一定是完整、有叙事性的数字文化产品，而不是散点非遗项目的数字转化。

受众在体验过程中接触到一些非遗项目后，就可能主动去搜索学习相关内容，这种“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方式反而能产生意外效果。比如很多年轻人通过《黑神话：悟空》主动了解陕北说书的相关内容，这种自发性的文化探索远比被动教育更有持久性。

研究发现，越来越多年轻人将非遗作为彰显个性的身份标签。在媒体、技术和舆论环境的共同作用之下，非遗通过数字技术呈现给年轻人，他们看到的便是更现代、更符合他们认知的非遗样态。这无疑是一种有效的传播。

非遗数字化的发展进阶过程中，需要警惕什么？

杨红：对此我有一些体会：

首先，无论在非遗数字化的哪一阶段，基础工作都是最重要的，即数字化采集记录工作。我了解到广东在20年前就已经通过音视频记录老艺人口述史，拍摄保存珍贵的设计底稿等。这些数字资料在后来的非遗保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在老艺人生病失去表达能力后，更凸显前期记录工作的价值。

但这项工作也面临着技术更新太快而不兼容的问题。在推进数字化进阶的同时，一定要做好数据的长期保存和更新工作。

其次，当前很多“非遗+科技”的应用过于追求“炫技”。如今混合现实、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生成式AI等技术都还处于发展阶段，对非遗保护传承暂时不会产生突破性作用，更多是表象上的“热闹”。

另外，非遗保护还要有主体意识，传承人和所在社区是对非遗传承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主体，如果技术过于介入，这种主体性可能受影响，甚至被破坏。

如今非遗保护从数字化迈向智能化阶段，人工智能的应用值得鼓励。但我们需要对技术应用伦理进行评估，也要对非遗保护的伦理进行评估。有些产品直接把传承人创作的图样输入AI系统，批量生成所谓的“文创产品”，不仅可能侵犯知识产权，更严重的是会架空非遗传承人的主体地位。

所以在技术赋能非遗的过程中，必须尊重非遗传承中“人”的主体性。文化专家和非遗项目传承人的判断力也非常重要，起到把关人的角色。在开发相关应用时，绝不能脱离传承人及其文化语境。

“AI+非遗”涉及的版权问题该如何破解？

红：首先相关法律法规体系要进一步完善。同时传承人要增强版权保护意识，在资源对接时，充分了解对方意图，思考自己会不会受到版权的侵害，明确权责边界。

有些设计团队直接使用非遗元素进行文创开发的情况，产品卖得挺好，又经过二次创作，传播过程中也没有特别指出是哪个地区的项目。这类产品在法律上就很难界定版权归属，需要建立更完善的行业伦理规范。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公众文化素养的提升，一批更加具有文化辨识力的消费群体正在逐步形成。他们最初可能只是偶尔买一些简单的手工艺品，如果对文化持续感兴趣，会逐步发展为深度爱好者。他们的辨识力、对文化的理解不断提升，会追求文化形态还原度更高、品质更高的工艺品或文创产品。

当然这种趋势的形成是双向的：既需要消费者文化辨识力的提升，也需要传承人和开发团队坚守品质，提供真正具有文化深度的高质量产品。这有助于营造良好的版权保护生态。

文｜记者 周欣怡 朱绍杰 通讯员 谢沐银 董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