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宇
张凯
祁琼
2025年6月的清晨，当当事人家属握着《取保候审决定书》，声音哽咽地说出“终于能回家了”时，我望着窗外渐亮的天光，忽然想起第一次会见当事人时的场景——那时的他坐在看守所的铁椅上，眼神里满是焦虑：“李律师，我真的没做过，可检察院已经批捕了......”
这起看似“证据确凿”的强制猥亵案，最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结果实现批捕后取保，更帮助家属将原本高达近150万元的谅解费用压缩至不足30万元。作为承办律师，我想通过这个案例，还原刑事辩护中那些“破局”的关键：当证据链看似严密时，如何用专业视角找到隐藏的漏洞；当当事人陷入困境时，如何用系统性策略扭转被动局面。
一、批捕后的困局：表面“完美”的证据链下暗藏玄机
案件进入审查批捕阶段时，公安机关移送的证据清单（这个阶段辩护人无法阅卷，但是我具备承办海量涉性类犯罪案件的经验，基本上可以预判）堪称“扎实”：书证能够详细证明案发的时间、地点、行为细节；监控录像显示当事人与被害人在案发地独处；证人证言指向当事人“行为异常”。承办检察官初步审查后认为“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迅速作出了批捕决定。
家属找到我时，最迫切的诉求是“先取保”，但更核心的担忧是：“如果确实无罪，怎么翻案？”我仔细掌握的证据线索后发现，所有指控的核心逻辑都建立在“被害人不具备完全性防卫能力”的基础上——即推定被害人在案发时无法明确拒绝、反抗，但是囿于精神类疾病其并不具备性防卫能力。通过和承办民警沟通以及会见，没有任何关于被害人精神状态的专业评估，仅依据其单方陈述就得出结论，这恰恰是证据链中最薄弱的环节。
“如果被害人可以完全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和后果，那么所谓的'强制猥亵'就失去了前提。”我向家属提出突破点：申请对被害人进行《性防卫能力鉴定》。这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必要时可补充鉴定”的范畴，更是推翻“明知故犯”推定的关键。
二、以鉴促审：用专业鉴定撕开证据缺口
向公安机关提交《鉴定申请书》时，我们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批捕后的30天黄金救援期已过半，时间紧迫；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对对被害人“鉴定”的启动持审慎态度，需要充分论证必要性。
我们做了三件事：
第一，用数据支撑观点。整理了近五年来全国类似案例的裁判文书，统计显示：在性侵害案件中，若被害人经鉴定为“具备性防卫能力”，那么其在案发时的具体表现将会成为影响案件走向的关键（数据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2020-2024年相关案例）。
第二，用逻辑强化说服。虽暂时无法阅卷，但是根据现有信息从不同的可能性角度出发，论证被害人陈述不尽不实的可能性，进而削弱其笔录真实性。并通过细节指向其完全具备正常表达的能力，具有性防卫能力。
第三，用协作推动进程。主动联系全国顶级精神卫生中心专家，沟通鉴定要点（非传统意义上的精神疾病，需重点评估案发时的认知、判断能力）。
经过旷日持久的等待，鉴定意见虽已出炉，但是却迟迟不给嫌疑人签字。因此，我作为辩护人也无法通过会见获得相关信息。在这样的“信息封锁下”，我始终坚持相信嫌疑人是被冤枉的。
但是，检察官催促我方主动寻求谅解，化解社会矛盾的迫切感却日渐强烈。我判定，被害人必然具备性同意能力。
在被害人方签署谅解书的第二天，当事人随即就看到了鉴定意见，没有任何悬念，鉴定内容和结论全部被我预料，且无遗漏。
最终，侦查机关采纳了我们的意见，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嫌疑人曾实施强制猥亵的犯罪行为”，作出了取保候审决定。
三、超越取保：用全局思维化解“天价谅解费”
在很多律师看来，“拿钱谅解”是最直接的解决方式，但我们始终坚持：谅解不是“花钱买刑”，金额必须合理，否则反而会坐实“理亏”的公众印象。值得强调的是，在本案中给予被害人方谅解费用一方面是人道主义考量；另一方面是为了配合司法机关达成案件的社会效果以真金白银为代价向前走出的艰难一步；当然，避免程序人为拉长也是着重考虑的一环。
我们采取了“三步走”策略：
1.坚守真相，瓦解“天价”底气。辩护人对于自己当事人的信任，赋予了律师确定案件辩护方略的基础。简言之，没有做过的事情，证据不会指向你，对方漫天要价，我们要打压这种歪风邪气。
2.引入第三方，打破对立僵局。随着案件的不断推进，事实真相也在不断浮出水面。即便是批捕的检察官，相信此时此刻他们也会秉承职业伦理，坚守职业精神，会为了案件的公平公正办理而努力。在这样的信念下，检察官就能肩负起斡旋嫌疑人和被害人双方的责任。为打破对立僵局，提供助益。
3.用刑事风险提示，推动理性妥协。向被害人代理人客观分析案件走向：若继续坚持起诉，因关键证据已被推翻，最终可能面临“证据不足、指控不成立”的结果；而接受合理赔偿，既能及时止损，也能避免诉讼风险。
经过反复协商，最终双方以不足30万元达成谅解。当事人家属捏着《谅解书》说：“李律师，没有你这个主心骨，这些年积蓄全都得搭里边。”
结语：刑事辩护，是专业的胜利，更是初心的坚守
这起案件的成功，不是“运气好”，而是对“证据思维”和“全局视野”的坚持——不局限于“认罪认罚求缓刑”的“套路辩”，而是敢于质疑表面“完美”的证据链；不仅关注“是否取保”，更要思考“如何从根本上化解危机”。
在刑事辩护的战场上，每个案件都是一场“证据攻坚战”。作为律师，我们既要像“侦探”一样挖掘隐藏的事实，又要像“谈判专家”一样平衡各方利益，更要像“法律卫士”一样守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面临刑事困境，请记住：专业的辩护，永远值得被选择。
李靖宇，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主攻刑事证据法学。目前，一方面主要致力于为网络游戏相关产业提供刑事辩护以及合规服务，例如跨境赌博犯罪、网络数据安全犯罪等。另一方面主要从事“涉性犯罪”的辩护与研究，仅2023年上半年已经成功为5例涉嫌强奸罪案的蒙冤者争取到了撤案或者不起诉的良好结果，近期也收获了检察院法定不起诉和法院判决无罪的理想裁判结果。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通过办理大量虚拟币（USDT/比特币等）相关犯罪案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研究成果。
张凯，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律师，西北政法大学刑法学研究生，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员。曾在中央企业工作，从事法务、风控等工作，具有丰富的企业法律事务处理与风险防控经验。加入京都所后，主攻刑事案件，重点从事经济犯罪、涉企犯罪、金融犯罪、职务犯罪等领域刑事案件辩护，办理过经济类、金融类、行受贿类、涉黑、毒品等多类型刑事案件且多为疑难复杂案件；代理案件涉及一审、二审、刑事财产执行异议、申诉、再审、最高院死刑复核等各刑事阶段。
祁琼，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执业以来参与多起重大复杂案件的辩护工作，案件类型涵盖职务犯罪、经济犯罪、涉黑犯罪等多个领域，如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积累了丰富的刑事案件辩护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