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助贷新规”即将全面实施，传统“双融担”模式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助贷行业迎来深度洗牌。在合规转型的关键时期，部分机构正从备受监管关注的“24%+权益”模式，转向更新兴的“24%+公证”玩法，以租机、车贷平台为试验田，试图在利率红线外另辟蹊径。

记者调查发现，多家租机平台在租金外捆绑公证费、碎屏险等附加费用，推高用户实际成本。业内人士指出，此类公证多用“赋强公证”，以规避传统诉讼的高成本、低效率，但消费金融领域因违约率不均，已有机构试水“组合公证”，通过提存保证金、证据链存证等方式平衡成本。

然而，新模式仍面临三大挑战：司法系统对小额高频案件的承载能力、用户对隐性费用的投诉激增，以及机构在利润压缩下的改造动力不足。距离新规实施仅剩两个月，业内普遍预期监管不会对“24%+权益”模式“一刀切”，但如何在不触碰红线的前提下重构商业模式，已成为助贷行业生死存亡的关键命题。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4月3日发布的《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下称“助贷新规”）规定，商业银行应当在合作协议中明确平台服务、增信服务的费用标准或区间，将增信服务费计入借款人综合融资成本，明确综合融资成本区间。

这一规定实质上将助贷服务的年化利率上限锁定在24%以内，原本市场中流行的“双融担”模式已不再奏效。

新规将于10月1日起施行，但合规转型过程并不顺利。此前，业内多将“24%+权益”模式作为重点转型方向。但近期监管针对会员权益问题集中调研消费金融机构，部分区域下发的助贷征求意见稿中称“严禁通过‘会员权益’‘增值权益’等方式变相提高利率”。

在此背景下，第一财经调查发现，多家中小机构正转向“24%+公证”的新模式，其中以租机平台表现最为突出。这类机构中，有部分借租赁名义实际变相为客户提供高成本资金。

在深圳从事机械工作的王明（化名）告诉记者，他今年5月10日在一家手机租赁平台上租赁了一台iPhone16pro max，需要分14期给付租金，该平台引导他在另一回收平台上卖手机套取现金。

但不久后他发现，该平台除租金外，实际还捆绑了碎屏险、公证费，变相抬高了成本。他为记者算了一笔账，这款手机官方价格为8999元，但14期总共需要给付的资金为1.332万元，此外需要500元的碎屏险、496元的公证费，合计金额达到1.4316万元。这意味着他多付出了约5317元的成本。

与王明有类似经历的人不在少数。在某第三方投诉平台上记者看到，有多名消费者反馈，在使用小浪租机、科神租机、智博优车、元盛易租等平台时被加收了公证费用，金额基本在200～500元区间。

一名助贷机构从业人士对记者表示，这种模式中收取的公证费用通常用于赋强公证。所谓“赋强公证”，是指对债权文书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在普通的借贷违约场景下，通过起诉收回款项的时间长、成本高，因此资金方和助贷机构需要“预收”更多的收益以覆盖风险成本。而通过赋强公证，债权人可以跳过“立案”“审判”流程，以公证方式获得执行依据，直接申请强制执行。

“近期在车贷和租机平台上，赋强公证的效果较好，违约后可以快速强制执行，回款率能达到60%。”上述人士表示，做赋强公证的单笔成本可能不超过100元。

不过，在消费金融领域，赋强公证的适用性正面临挑战，促使行业探索更具性价比的“组合公证”模式。

“赋强公证的投入产出比经常不划算。”某消费金融机构业务负责人于非（化名）向记者解释，在信用贷款场景中，债权人通常需要承担赋强公证费用，但考虑到“命中率”，可能并不划算。假设100笔贷款中仅有30笔违约，剩余70笔的公证费用就成了沉没成本。“更棘手的是，很多时候通过公证追回的资金甚至无法覆盖前期投入。”他补充道，租机很多是小平台，它们单量少，但利润空间很大，因此更适合用赋强公证的形式。

这一困境催生了“组合公证”模式。记者从多名业内人士处获悉，最为典型的是“提存保管公证”。具体操作上，公证处会向借款人收取500元费用，其中150元作为公证服务费，剩余350元作为履约保证金由第三方托管。若借款人按时还款，保证金将全额返还；一旦违约，这笔资金将直接用于担保代偿。

与此同时，另一种“证据链存证公证”模式也进入助贷机构的视野。

一家公证机构人士李玉（化名）对记者表示，目前助贷机构还在关注一类“证据链存证公证”。这种模式下，公证处基于借款人与金融机构之间签署的协议，对借贷交易行为产生的证据链在线上做存证。通常会委托为其做存证服务的科技公司代收证据链保管费，每单每年在200～300元不等。

他对记者表示，这种模式从技术上来说，实现暂时是没有问题的。近年来部分公证处经过改制，按市场化运作，有意愿多揽业务来创收。此外，国内目前第三方电子数据存证保全机构业务相对完善，也可以通过“远程视频双录”的模式做业务。不过，目前尚未有助贷机构与其所在公证处开展实质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创新的公证模式在实际落地过程中，仍面临多重挑战。

首先，消费金融小额高频的特性与公证、司法资源的匹配度存在天然落差。“单个公证处很难承接海量业务，法院系统对小额批量案件也持审慎态度。”李玉表示，对于现在的行业生态而言，小规模试点没有问题，但如果要大规模应用，仍需突破系统性瓶颈。

其次是客诉风险的持续攀升。即便在保证金可退还的情况下，强制收取的公证费用仍可能推高综合成本，触碰24%的监管红线。

于非透露，行业客诉量年增速已超50%，严重影响机构回款数据和利润表现。如何缓解金融纠纷矛盾已经成为未来发力的一个关键，也成为合规整改方案必须考量的因素之一。现在机构整改的方案都是复合型方案，不只考虑权益、公证维度上的合规设计，也可能在贷后环节引入一些司法调解模式。

最后，最根本的挑战在于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多位业内人士指出，将综合成本压缩至24%以内，意味着机构要放弃原有“双融担”模式下24%～36%的利润空间。

“以往的双融担模式下，如果用户没有逾期，融资担保费就会全部变成银行和助贷平台的利润。因此，24%～36%的产品利润空间相对较大。”一名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对于一些中小机构而言，做这种改造，后续的利润空间也不足。

随着整改大限临近，助贷行业的转型路径正逐渐明朗。记者调研发现，市场正经历从试探性调整到实质性转变的关键转折。

初期，多数中小机构采取“新瓶装旧酒”策略，通过简单叠加权益、公证或保险等方式，将原有36%+利率产品包装成合规形态。但近期监管态势趋严，针对这类“伪创新”的专项摸排持续加码，倒逼机构重新审视转型方案。

“行业已进入深度调整期。”一名助贷机构人士透露，头部机构正紧急评估业务损失规模及风险传导路径。目前业内仍然认为监管不会“一刀切”，而是需要一个更稳妥的合规转型方案。比如，充分考量保证权益的实际价值、要求不与借款强关联、控制客诉率等。

于非认为，当前行业36%+利率产品的资产规模占比仍超五成，若采取“急刹车”式整改恐将引发连锁反应。他认为更可行的路径是，以金融科技为驱动，推动业务模式的系统性重构，绝非采取简单的合规包装，而是需要从产品设计、风控体系到运营流程进行全方位深度改造。